宋朝刺配刑特点

各位老铁们好，相信很多人对宋朝刺配刑特点都不是特别的了解，因此呢，今天就来为大家分享下关于宋朝刺配刑特点以及清朝时期，遣刑与流刑的区别的问题知识，还望可以帮助大家，解决大家的一些困惑，下面一块儿来看看吧！

本文目录

1. 清朝时期，遣刑与流刑的区别
2. 宋代的代表性刑罚是
3. 宋代消防制度特点

[One]、清朝时期，遣刑与流刑的区别

〖One〗、古代把猎人押送到边远地方服劳役的刑罚。

〖Two〗、隋唐之际，以徒流刑为中心的笞杖徒流死五刑制正式确立。在五刑制的确立中，流刑的出现具有特别的意义。流刑的来源虽早，然秦汉以来，这种以乡土观念为前提的惩治方式并未得到经常的实施，这意味着其惩治力度如何已经很久没有得到司法实践的检验，这明显与死刑、徒刑、笞杖刑不同。

〖Three〗、其次，在秦汉以来零星出现的“流”，多将犯人流至边方，其实施的重心仍在劳役，而非流远本身，这与五刑制中流的特征也有很大的差距。[1]流刑在南北朝后期进入五刑体制，占据其中降死一等重刑的地位，并改变自己以劳役刑为重心的特征，而以把犯人流至远方作为主要的惩治内容，其中恐怕与魏晋之际法律儒家化的背景有密切的关系。

〖Four〗、《唐律疏议》注解“流刑三”一条，称，“《书》云：‘流宥五刑。’谓不忍刑杀，宥之于远也。又曰：‘五流有宅，五宅三居。’大罪投之四裔，或流之于海外，次九州之外，次中国之外。盖始于唐虞。今之三流，即其义也。”[2]这可能是对这一历史事实比较好的注解。

〖Five〗、正是因为流刑进入五刑制有这样较为特殊的背景，尽管五刑制的确立在中国古代刑罚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，五刑制本身从一开始也是有缺陷的。流刑惩治力度不足，与其在五刑制中的地位不相符合是其中的关键问题。这一点在五刑制刚刚确立的唐代就已经十分明显。

〖Six〗、唐代流刑三等，即二千里、二千五百里、三千里。三流均居役一年，且不加杖。[3]官员流者不需居役，只附籍当地，如同百姓，待期限一满，“有官者得复仕”。[4]普通罪犯居役一年后，也附籍当地，流限一般为六年，不应流而特流者为三年。期满，即可返回原籍。

〖Seven〗、对于这种流刑的惩治力度，北宋熙宁中，大臣曾布有明白的解说：“---大辟之次，处以流刑，---不惟非先王流宥之意，而又失轻重之差。古者乡田同井，人皆安土重迁。流之远方，无所资给，徒隶困辱，以至终身。近世之民，轻去乡井，转徙四方，固不为患，而居作一年，即听附籍，比于古亦轻矣。

〖Eight〗、”[5]可谓一语中的。还可以再与次流刑一等的徒刑相比较。唐代徒刑五等，居役年限自一年、一年半、二年、二年半、三年不等，虽无流远之苦，然“著钳若校”，在官吏监督下进行无偿劳动的时间，却比犯流刑者要长。徒刑实际惩治的强度，与流刑相去不远，甚至轻重有所倒置。

〖Nine〗、隋唐以后，五刑制基本为以后各朝代继承，成为官方明文规定的刑罚体系。为此，解决流刑三等惩治力度的不足也成为各朝代重要的司法课题。宋代于建隆三年（公元962年）定“折杖法”，以杖折徒流，流刑四等即改为加役流，决脊杖二十，配役三年；流三千里，决脊杖二十，配役一年；流二千五百里，决脊杖十八，配役一年；流二千里，决脊杖十七，配役一年。

〖Ten〗、[6]宋代独具特色的刺配由此得到充分的发展。[7]宋代刺配集刺、杖、流于一身，堪为降死一等的重刑，自宋初作为免死的刑种出现以后，行用逐渐频繁，法规日见繁密，实施日见规范，为司法者所倚重至于出现滥施的局面。刺配起到的其实是五刑制中流刑本应承担的任务。

1〖One〗、金人明言流刑“非今所宜”，而以徒代流，即二千里比徒四年，二千五百里比徒四年半，三千里比徒五年。[8]《大金国志》载：“徒者，---实拘役也。徒止五年，五年以上，皆死罪也。”[9]传统的五刑制下，徒刑从一年至三年分为五等，《大金国志》称金代徒刑至于五年，又言五年以上为死罪，传统流刑为徒刑所代已成为事实。

1〖Two〗、最值得注意的还是元代的“新流刑”。[10]所谓的“新流刑”是指流远与出军。它们都是从蒙古族古老的惩治方式中脱胎而来的，从元代建立以来一直得到实施，并且有日见倚重的趋势。出军与流远的主要去所在素为“瘴疠”之地的湖广与北鄙的辽阳。[11]罪犯一般是南人发北，北人发南。

1〖Three〗、出军的罪犯到达配所之后，主要是“从军自效”，以增强边方镇戍军伍的实力，流远的罪犯似以屯种为主。原则上，除了大赦，出军与流远的罪犯要终老发配之地。与传统流刑相比，其惩治力度之强不言而喻。出军与流远起初并行，至元仁宗、元英宗年间，出军逐渐进入流远刑，使流远刑成为一种包括多种惩治方式，具有多种层次的刑罚，并进而进入了国家法定的刑罚体系。

1〖Four〗、《经世大典·宪典》规定的五刑制中，流刑被正式界定为“流则南之迁者之北，北之迁者之南”。[12]这标志着包括了出军的元代的流远刑成为一种新的流刑，并正式代替了五刑制中传统流刑的位置。

1〖Five〗、就唐代以后各朝实际应用中的刑罚看来，死刑、徒刑、笞杖刑的实施相对比较稳定，而降死一等重刑的调整却是十分频繁的。

1〖Six〗、在这样的调整之下，传统流刑基本没有得到行用，真正承担惩治降死一等重罪任务的，是各朝代根据当时的需要和本朝的特征创建的新的惩治手段。

1〖Seven〗、明初律、令明确规定，以传统的五刑制为国家法定的刑罚体系，其中流刑仍分传统的二千里、二千五百里、三千里三等。

1〖Eight〗、其中，《大明律》规定的处以流刑的条目约有45条。适用的对象分缘坐与实犯流刑两种。就设置的惩治力度而言，流刑仍处于传统的死刑与徒刑之间。如《刑律》“谋杀人”条规定，凡谋杀人，若伤而不死，造意者绞；从而加功者杖一百，流三千里；不加功者，杖一百，徒三年。

1〖Nine〗、[13]那么，《大明律》规定的传统流刑将如何落实？而最重要的，明代将如何解决已经为历史所证实了的传统流刑的不足？降死一等重罪的惩治如何有效实现？

20、吴元年（公元1367年）十二月，《大明令》和《大明律》同时修成。关于流刑，《刑令》一条规定，“凡官吏犯赃至流罪者，不问江南江北，并发两广福建府分及龙南、安远、汀州、漳州烟瘴地面安置，其上项烟瘴地面附近州府之人犯赃并发迤北边塞处所。

2〖One〗、”[14]《大明律·名例》“徒流迁徙地方”条下也规定：“流三等，照依地里远近定发各处荒芜及濒海州县安置。直隶府州流陕西；福建布政司府分流山东、北平；浙江布政司府分流山东、北平；江西布政司府分流广西；湖广布政司府分流山东；河南布政司府分流福建；山东布政司府分流福建；山西布政司府分流福建；陕西布政司府分流福建；广西布政司府分流广东；广东布政司府分流福建，四川布政司府分流广西。

2〖Two〗、”[15]两者的共同特征在于，首先，尽管法典规定了流刑三等的距离，法律在此之外却又设置了流犯具体的发送去所。传统流刑作三等的区别，本是为实际发配作标准的，这样，区别显然已经失去了实际的意义；再者，就规定的去所而言，两者都具有南北易置的特征，即南方流犯发北，北方流犯发南。

2〖Three〗、北方多为边塞之地，南方都为烟瘴荒芜之所。这与传统流刑的发配特征也显然是不符合的。这意味着，尽管在刑制中，法律规定的流刑具有传统的特征，但即便是在法律的层面上，这种传统已经是不完整的了。

2〖Four〗、大致在洪武十八年以前，明代流刑在一定规模之内得到实施。

2〖Five〗、流犯的编发就是按照上述律、令规定的具体地理位置发送，不作三等的区别。洪武〖Fourteen〗、年（公元1381年）三月丙戌的大赦诏专门提到，“安置、徒流未至地方者，---并释还乡。”同月，朱元璋对刑部的诏令即为上文的“地方”提供了注解：“犯流徒罪者不宜处以荒芜之地，但定其道里远近，令于有人民处居之，以全其生。

2〖Six〗、与此同时，相当一部分流犯则以“输役”来代替实际的流放。输役的方式多种多样。仅《实录》的记载来看，洪武八年至十八年，十年间，太祖曾有三次对刑官下达如下的处置命令：洪武八年（公元1375年）二月甲午，太祖下令，命流罪犯人“凤阳输作一年，然后屯种”；洪武十六年（公元1382年）正月，令流罪犯人代农民力役，以赎其罪；洪武十八年（公元1385年）六月，又命法司，罪人应流徙者，发凉州木速秃、杂木口、双塔儿三递运所充车夫，俾运军需。

2〖Seven〗、传统流刑的废而不用此时已经初露端倪。

2〖Eight〗、为了加大社会治理的力度，在洪武十八年及以后的一两年内，朱元璋连续颁布了著名的四编《大诰》。为保证《大诰》的流传，在《大诰》首篇，即《御制大诰》的篇末，朱元璋明确规定，官民犯罪，若持有《大诰》，笞杖徒流罪名可减罪一等。

2〖Nine〗、值得注意的是，此条《诰》文同时也规定了，如果没有《大诰》，还要罪加一等。[18]但是，洪武二十八年（公元1395年）朱元璋再提减等问题时，并未提及《大诰》加等之事，只规定“法司议罪各引《大诰》减等，若遇恩例，则通减二等”[19]。以后，“《大诰》减等”几乎成为专有名词，“《大诰》加等”却罕有提及。

30、《大诰》颁行之后，以朱元璋对《大诰》的重视，《大诰》减等的命令应该很快得到了遵行，[21]并应该有普遍的实施。而洪武末年对《大诰》及相关命令的重申，更使《大诰》及“减等”的命令进入了祖制的范围，得到遵奉。弘治年间，吏部主事杨子器上疏，其一条云，“今内外问刑衙门宜追审犯人果有无《大诰》，有者，始许减等论罪，不可仍前概拟为有《大诰》，虚减其等。

3〖One〗、”[22]在地方，也有如下的记载：“乡之人有自官司讼回者，曰，某也罪，流罪徒而里而年不等，某也罪，杖罪笞而数不等，俱有《大诰》减等。---问于乡之长老，始知亦制也，内自司寇部，外而诸司，但问刑者皆然。”[23]可见《大诰》减等普遍实施的事实。

3〖Two〗、以此为前提，在一些律家编录的有关法律文书中，“《大诰》减等”被编成常用的“招议之式”之一。[24]

3〖Three〗、《大诰》减等的规定本适用于死罪以下的各个刑种，但其间受到影响最大的却是流刑。笞、杖、徒刑本身分成五等，减一等处置并不影响刑种本身的行用，而流刑的情况却有不同。

3〖Four〗、《大明律》规定，“二死三流同为一减”，即流罪三等若减一等处置，则均为徒三年。[25]这样，身犯流刑的罪犯，如果收有《大诰》，罪减一等，则均按徒三年处置。

3〖Five〗、“《大诰》减等”本来是一个相对偶然的历史产物，在明代却成为传统流刑废而不用的重要契机

[Two]、宋代的代表性刑罚是

刺配。就是集刺、杖、流于一身的刑罚，是指脸上刺字，外加杖脊而后流配充军。正如明朝人丘浚在《大学衍义补》中说：“宋人承五代为刺配之法，既杖其脊，又配其人，而且刺其面，是一人之身，一事之犯，而兼受三刑也。”

[Three]、宋代消防制度特点

宋朝城市消防体系的完备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：消防组织的健全、消防设施器材的先进、消防隐患治理的超前、消防安全责任追究的严格。

〖One〗、健全消防组织，建立专业消防队伍。

五代时期，京城治安由禁军负责。北宋建立后，建立专门的治安体系，新旧城内各设都巡检，相当于市公安局；城内各厢（相当于区）设巡检，相当于公安分局；每300余步再设“巡铺”1处，又称“军铺”，每铺配铺兵5人，每铺设铺兵数人，由禁军侍卫马军、步军的士兵充任，负责日常治安维护和夜间巡警，相当于基层街道的派出所。

北宋中前期，尚未建立专门的消防机构，便由上述治安体系中的都巡检、厢巡检、巡铺的“探火军人”共同负责消防灭火任务。到北宋末年的宋徽宗时期，开封府才出现专职的消防队伍，生活在北宋末年的孟元老曾撰《**梦华录》一书，记载了开封府的专职消防队伍情况：

“于高处砖砌望火楼，上有人卓望，下有官屋数间，屯驻军兵百余人，及有救火家事，谓如大小桶、洒子、麻搭、斧锯、梯子、火叉、大索、铁猫儿之类。每遇有遗火去处，则有马军奔报。军厢主、马步军殿前三衙、开封府各领军级扑灭，不劳百姓。”

由此可见，到北宋末年时，开封城已经设置了专职的消防队伍，由军厢主、三衙（殿前司、侍卫马军司、侍卫步军司）和开封府共同承担开封城的消防灭火任务，不需要平民百姓参与。这是有文字记载世界城市史上最早的专业消防队伍。

南宋前期，临安府未设立专业的消防组织，由治安系统的巡铺、左右厢都巡检及行政系统的厢官、府官共同承担消防灭火任务，因此容易出现职责不清、推诿扯皮的问题。到南宋中叶，临安开始设置专业消防队伍，称之为“隅”，又称“火隅”。临安城比较多时设置12隅，每隅编制定额102人，12隅共计1224人，负责本辖区的消防任务，相当于现在城区的消防大队；另设“帐前四队”，定编350人；“水军队”，定编206人；“搭材队”，定编118人；“亲兵队”，定编202人，共计876人，直属临安府管理，相当于机动的消防总队，负责全城消防机动任务，扑灭规模大、难度高的大型火灾。

临安府下辖的钱塘、仁和两县，也设立“火隅”，因为辖区较大，每隅下辖消防队员300至500人，相当于下属县的消防大队，共计1800人。另外，枢密院还从殿前司抽调1200名士兵，分别驻扎在临安城外的东、西、南、北四个方面，受临安府调遣，协助“火隅”共同负责临安府的消防灭火任务。

这样算来，临安城区的专业消防队伍满编共计2100人，整个临安府的专业消防队伍满编总计6500多人，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同时期的大城市消防力量。

〖Two〗、建设消防设施，完备消防器材。

宋朝消防设施设置十分健全，其中最重要的基础设施是望火楼，前文《**梦华录》中提到的“于高处砖砌望火楼”，就是这种建筑。望火楼以砖砌成，建在一根立柱之上，高达9.3米，加上高处优势，瞭望全城，一览无余，便于发现火情。望火楼实行二〖Fourteen〗、小时值守，值班士兵若发现火情，便发出火警信号，白天挥动旗帜，夜间悬挂灯笼，通知调度各处消防队伍就近出动，及时扑灭火灾。

望火楼发现火警后，就该消防器材登场了。宋朝的消防器材种类繁多，与前朝相比大为完备，现有文献记载的包括：水桶、水袋、水囊、洒子、斧、锯、麻搭、梯子、火钩、火杈、大索、铁锚，等等。

有些消防器材跟现代功能十分类似。斧、锯，是为了破除障碍，便于救火；火钩、火杈，是为了钩取物体；水桶、水袋、水囊，是用来储存水源，用于灭火；大索、铁锚是为了拆散房屋，防止火势蔓延。宋朝还发明了一种叫唧筒的消防器材，用竹筒、水杆、棉絮等制成，类似现在的儿童水枪，可以抽水后再喷水灭火，射程比水袋、水囊更远，更有利于扑灭远处火灾，是一项极为先进的发明。

〖Three〗、加强源头治理，加强火灾防范。

消防安全，预防第一，古人很早便明白这个道理。宋朝高度重视火灾防范工作，主要采取如下措施加强源头治理，减少消防隐患，防范火灾发生。

一是规范日常用火。火灾起于微忽，往往是日常用火不慎导致。宋朝仍使用木柴作为主要燃料，一不小心便容易引发火灾，故而官府经常提醒百姓打扫厨房，除去埃墨，清除灶火，清除隐患。开封这样人口密集的大型城市还实行严格的灯火管制，宋人魏泰所著《东轩笔录》记载，开封府火禁制度十分严格，要求一般百姓之家，午夜前必须熄灭灯火，如有祭祀等仪式需在午夜之后用火，必须提前向辖区主管消防的官员报备，《宋刑统》还规定“诸库藏及仓内皆不得燃火，违者徙一年。”

二是倡导砖瓦建房。宋朝一般百姓住房，多用茅草覆顶，但茅草易燃，一家失火，殃及邻里。为减少火灾隐患，宋朝倡导以砖瓦建房，尤其减少使用茅草覆顶，不过这一点实行起来并不容易，一般只有官舍、军营和官员、富商、小康之家才用得起砖瓦建房。

三是优化建筑布局。为确保重要建筑物安全，南宋规定不得紧邻重要建筑物建设住房，重要建筑物四周空出一定距离，使用砖瓦材料建设防火墙作为隔离带，阻止火势蔓延，时人称为“瓦巷”或“火巷”。

4，严格责任追究，强化奖惩措施。

火灾起因是多方面的，根本起因无非天灾人祸两种，人祸之中，又有疏忽失火与故意纵火之分，疏忽失火是责任事故，故意纵火则是违法犯罪，宋朝对两类火灾责任者都有严惩。对故意纵火者，即便大赦天下，纵火犯也不在赦免之列。对疏忽失火者，也要视情节轻重，追究刑事责任。

对负有消防安全责任的官员，如有玩忽职守，发现火警不及时、扑救火灾不得力，或者追捕纵火犯不到位，造成重大损失者，将面临严格惩罚。如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，曾下诏规定但凡有见火不救、行动迟缓、措施不当、乱拆民舍、借救火之便偷盗财物等行为者，严格追究刑事责任：

诏在京人户遗火，须候都巡检到，方始救泼，致枉烧房屋，先令开封府，今后如有遗火，仰探火军人走报巡检，画时赴救，都巡检未到，即本厢巡检先救……不得枉拆远火屋舍，仍辖不得接便偷盗财物。如有违犯，其军巡使、厢虞侯、员僚指挥使，并勘罪以闻。

另外，宋朝还规定，州城失火，都监负有救火责任，通判负有监督责任，知州负有领导责任，如有违反履职不力，各杖八十；即便各自已经尽力，仍造成烧毁官私舍宅二百间以上的，都监、通判也要杖六十；烧毁三百间以上，知州同杖六十。

《宋史》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等史料中，官员因失火或救火不力而被追究责任者随处可见，甚至有因辖区或分管领域内失火便遭惩罚者。宋宁宗嘉定元年三月，临安城发生一场特别重大火灾责任事故，御史台、司农寺、皇城司、太史局、将作军器监等十多处办公场所被烧，火势蔓延民户近6万家，直接烧死者59人，因逃亡践踏而死者不计其数，损失极为惨重。经查，这场火灾的起火点是御史台胥吏杨浩家中，杨浩虽然也是受害者，仍被刺配充军，发配海南岛。

除了惩罚，宋朝对救火有功者也有奖励措施。

一是对揭发纵火遗火有功的百姓，给予奖励。宋仁宗时曾下诏规定“京城民舍频有延燔，虑有奸姣之辈作过，听人陈告，得实赏钱百千”，以金钱鼓励百姓举报纵火者。

二是对扑救火灾表现突出的官兵，不吝奖赏。《宋会要辑稿》曾记载南宋淳熙二年十一月皇城发生火灾，三衙、皇城司有关部门扑救得力，参与救火的全体官兵获得十贯至三百贯不等的奖励，受伤者还根据伤情不同领取医药费三十贯至二百贯不等，更有受残士兵提高一级工资标准。

罗马城不是一日建成，宋朝城市消防体系如此健全，也不是一日之功，其中既有城市火灾频繁，迫使统治者高度重视的因素，也有赖于宋朝职业军人制度和科技水平的发展。

〖One〗、宋朝实行厢坊制，促进了城市繁荣，导致人口和建筑密度加大，火灾隐患增加，迫使统治者重视城市消防体系建设。

宋朝是我国城市发展的重要时期，突出表现在厢坊制的发展。宋朝以前的唐朝实行坊市制，坊是住宅区，市是商业区，晚上闭市，两区设有隔墙，泾渭分明，城市是封闭的。宋朝则不然，宋初便拆除了坊市间的隔墙，允许居民在住宅区沿街开设店铺，由此促进了商业活动的繁荣。

繁荣的商业活动让开封城变得热闹非凡，也使得城乡人口流动性加强，开封城人口陡增，比较多时高达120万人，已经达到现在大型城市的人口标准。人口增加了，城市范围却没有大的扩展，带来的必然结果是人口密度和建筑密度大幅提高。北宋晚期的开封城内，住宅、店铺、办公等各色建筑鳞次栉比，比肩为邻，人头攒动，摩肩擦踵，《清明上河图》就是最直接的证明，而开封城的建筑特别是民宅大多以木质板壁为主，砖瓦材料少，容易引发火灾，极大增加了火灾隐患，提高了火灾扑救难度。

《宋史》记载了宋朝200多次大型火灾，其中开封城的大型火灾就有44次，高居全国第一，小型火灾更不计其数，就连皇宫和朝廷办公机构都曾遭受重大火灾，严峻的消防安全形势给统治者提出了极大挑战，迫使他们重视消防体系建设，这是宋朝城市消防体系领先世界的根本因素。

〖Two〗、宋朝实行募兵制，招募大批职业军人，拥有足够人力建设专业消防队伍。

宋朝以前的唐朝实行府兵制，兵民合一，平时为民，以种田为业，只有战时集合打仗，没有专门的常备军，神策军专门负责拱卫京师安全，消防灭火之类的“小事”不可能劳他们大驾。

宋朝全面实行募兵制，士兵都是职业军人，禁军、厢军人数每年都在增长，而且实行“守内虚外”政策，数十万禁军屯驻在开封城内外，可以抽出足够人手专职承担消防灭火任务，因此北宋前期都是以“三衙”统领的禁军为主负责消防灭火，而以开封府作为辅助力量。

南宋时，军制进一步改变，大多数禁军转移到地方州县，不再承担军事任务，留在临安府的禁军很多转型为专业消防队伍，他们不再受作为军事系统的三衙统领，而是直接隶属行政系统的临安府指挥，这种体制跟现在的消防管理体制十分相似，促进了消防队伍的进一步职业化、专业化。

〖Three〗、宋朝的科技发展，为消防设施和消防器材的完善提供了技术保障。

宋朝是我国科技十分发达的历史时期，各行各业的技术水平都到了相当高的标准。前文提到的望火楼，是当时最为先进的消防设施，望火楼的制造原理，就出自著名的建筑学专著《营造法式》。

《营造法式》是北宋官方颁布的建筑设计施工规范书，反映了宋朝建筑学技术的比较高水平，其中对望火楼的构造、尺寸、用材、功能等进行了详细规定，将作监组织工匠根据设计规范建成的望火楼，为提高火情发现能力发挥了极大作用，一直被元、明、清等朝代沿袭使用，甚至到民国时期，很多城市仍设有砖石结构的望火楼，用于瞭望和报告火情。

前文讲述的灭火器材中，有一种叫唧筒的“灭火神器”，可以用于远距离喷水灭火，它本质上是一种可以抽水和喷水的泵，原理出自著名军事著作《武经总要》。《武经总要》是北宋前期编纂的一部大型兵书，记载了很多新式兵器，反映了宋朝兵器设计制造及水的比较高水准，其中有一种叫“猛火油柜”的兵器，类似喷火枪，就是“唧筒”的原型，它的发明有效提高了远程灭火能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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